周新宏

亲戚胃部不适，住进中山医院三号楼十九病区的消化内科。病房门口没有正式门牌，只在墙上贴了一张标明床号的牌子。每个房间住五位病人，我们这间是六到十床，若按顺序排，我姑且称它为“二号病房”。

对面病房住着一位来自青海的藏族病人，陪护他的小女孩每次与我相遇，总是浅浅一笑。

她有时坐在走廊的患者等候区，而我常坐在病床床头，面朝门外，恰好与她相对。她穿一条方格长裤，样式隐约有些像巴宝莉，上衣毛茸茸的，扎着马尾辫，左手总捻着一串长长的佛珠，右手握着手机，安安静静地看着。每当见到这画面，我心中那份焦虑便会不知不觉平复下来。

我忍不住用手机偷偷拍了她几张照片，之后又觉不妥，怯怯地去问她是否介意被他人拍照。她听了，仍只是那样浅浅一笑。

六号床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血吸虫性肝病患者，地道的上海人。他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已七十岁，最小的也年过六十。三人排班，日夜轮换陪护。老人大多时候沉默寡言，几乎终日卧床沉睡。父子间偶尔交谈，都是上海方言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但从他们神情中能看出融融的暖意。今天老人要做肠镜检查，昨夜服用泻药时，他因嫌剂量太大，还跟儿子闹了点小脾气。

七号床是一位胃黏膜病变的男性患者，生于一九五三年，上海人。年轻时曾作为知青去了大兴安岭，后来在大庆油田退休。住院期间，白天由独生儿子陪护，夜晚则交由护工照料。

这位老人十分健谈。他说，家里的哥哥姐姐当年也是知青，按政策他本可以不去。一九七〇年，受当时的氛围感染，他与班上三十几名同学两次到区长办公室集体上访，坚决要求“被下放”。说起这段往事，他笑叹：“现在想想挺好笑的，但从不后悔。”

他说在大兴安岭时是伐木工，也是抬木时的号子手。说到兴起，他低声念起当年的号子，声音依然浑厚有力：“哟里来瓜，嗨——”“哼哼哈哈，嗨——”“老哥们八个，嗨——”“毛主席教导，嗨——”“下定决心，嗨——”“排除万难，嗨——”……

八号床来自嘉定，由妻子陪护。昨天周末，女儿来病房探望。女儿走后，妻子叹气道：“都三十五岁了，还不嫁人，现在的年轻人，真是搞不懂。”

十号床的女患者昨日才入院，约莫六十岁，个子高挑，头上裹着一块花头巾，身着长袍般的衣服。今天早上护士通知要家属签字，她对八床的家属说：“妹妹，请你帮我代签一下。”被婉拒后，她喃喃道：“没事的，我以前都是请人代签的。”这时，我见她眼中有泪光闪烁。

十床患者离开后，七床患者低声说：“这个人怕是个尼姑，没有头发，衣服也跟别人不一样。”我说：“不一定吧，万一她是化疗后脱发的呢？”“那她怎么没有家人陪护呢？”

是啊。怎么能没有家人陪护呢？